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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圈丨他曾是王菲前男友,小时候捡垃圾,摇滚老炮如今成美妆博主

(来源:网站编辑 2019-07-08 11:04)
文章正文

划重点:

梁龙喜欢开一些真真假假的玩笑。比如为什么不去《乐队的夏天》,他在前一天晚上的酒桌上,挤眉弄眼地嘲笑旁边的经纪人,“开价开高了,给人家开跑了。”紧跟着一阵坏笑。在那些“玩笑”掩护下,梁龙觉得作为中老年乐队,去节目“故意跟年轻人打成一片太形式”,“很做作”。对“刷嫩漆”的行为,他没法说服自己,索性放弃。

6月上旬,自嘲微博粉丝少得稳定的梁龙,通过当美妆博主,收割了一波关注。运营几年的“二手玫瑰乐队”认证账号,终于享受到变色的乐趣:从橙V变成红V,这意味着他们的月阅读量超过1000万。摇滚老炮的美妆博主之路并不娴熟,直播时,工作人员不时在旁边提醒:人家给你送钱了,赶快说感谢,比个心什么的。他反问:比个桃行么?

梁龙玩摇滚,一开始父亲不理解,觉得男不男女不女的,也不知道在干嘛。他买崔健的书《在一无所有中呐喊》给父亲看,父亲说写得好,就是脏话太多,你们这个圈好骂人。梁龙说,那是口语,不叫骂人。父亲告诉他,人一辈子如果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活,也挺好,但混得不好,自己能接住就行。

?文/夕迟 编辑/向荣 摄像/于川

《乐队的夏天》节目组找过梁龙三次。

第一次找他的经纪人;第二次马东亲自来,聊了一个多小时,没结果;第三次经纪人又去了一趟,还是没结果。

“二手玫瑰”最终缺席了《乐队的夏天》。在这个摇滚乐综艺里,31支乐队在节目组制定的规则下厮杀,胜出者成为今夏TOP5。节目的野心是将小众乐队和文化推向主流视野,但播出之后,一直经受来自主流标准的审视。

“如果我要去的话,也只能当评委,不能当学员。”二手玫瑰乐队的主唱梁龙,坐在南京欧拉艺术空间的排练厅,趿着一双拖鞋,松弛又休闲。演出还有4个小时就要开始了,这是二手玫瑰“万人之路”演唱会的倒数第二场,在这个他口中“长满绿苔”的潮湿城市。

“万人之路”巡演现场

说完上面那句,梁龙马上笑着找补,“开玩笑,开玩笑。”他眼角的皱纹,游动在那张总被人觉得很凶的脸上。这是一支以女妆元素闻名的乐队,梁龙在之前的采访里说,“化妆是在讽刺同样戴着面具、并不真实的世界。”他至今没有与这个世界和解。二手玫瑰常常将严肃和真意藏在“妖魔鬼怪”的面具下,用作品对人们发出略带戏谑的提醒。

梁龙喜欢开一些真真假假的玩笑。比如“为什么不去那个节目”,他在前一天晚上的酒桌上,挤眉弄眼地嘲笑旁边的经纪人,“开价开高了,给人家开跑了。”紧跟着一阵坏笑。说话时,他表情丰富,表演力强,一张口就能把整个空间填满。

在那些“玩笑”掩护下,梁龙觉得作为中老年乐队,去节目“故意跟年轻人打成一片太形式”,“很做作”。对“刷嫩漆”的行为,他没法说服自己,索性放弃。

“做美妆博主,也是和年轻人打成一片,为什么对节目这么抗拒?”《贵圈》记者问他。

“方式方法不一样。”梁龙辩解,“节目里,形式上是打成一片,但实际上可能还得互相玩死啊。”

6月上旬,自嘲微博粉丝少得稳定的梁龙,通过当美妆博主,收割了一波关注。运营几年的“二手玫瑰乐队”认证账号,终于享受到变色的乐趣:从橙V变成红V,这意味着他们的月阅读量超过1000万。摇滚老炮的美妆博主之路并不娴熟,直播时,工作人员不时在旁边提醒:人家给你送钱了,赶快说感谢,比个心什么的。他反问:比个桃行么?

转发过万的“美妆博主”梁龙出道vlog

梁龙身上经常有让人意外的坦率,尤其是喝酒后。他点评起那档缺席的节目,觉得还是太“客气”了,“没冲撞”。他想要那种“颠覆式”的,“学员干掉老师,四个老师最后服得五体投地,说我们这行白干了。”

他绘声绘色地拿二手玫瑰假设,示范“有冲撞”的打开方式:节目进行到一半,放出视频,“《乐队的夏天》现在火了,二手玫瑰巡演呢,你没来咋想的?二手玫瑰答,我打死也不去,你们就是垃圾。来了这么一个装逼话题,哐,一对抗起来,到第五期时,那个装逼的人(二手玫瑰)就有可能来。你说别人是垃圾不好使,你得证明自己怎么玩得更好。这个就有意思了。”

玩笑之余,梁龙也肯定,“听说他们前期花了一年多时间,把乐队所有习性调查得一清二楚,什么话你们不愿意听,什么事不愿意做,说得非常清楚。”梁龙用“震撼”形容听到时的感受,“他们不成事,天理难容。”

这几年,梁龙参加的综艺节目不多。他底线明确,崇尚平等,不喜欢那些总爱“胡说八道”的导师,“自己作品都乱七八糟,不知道从哪儿抄的,还对你指指点点。”之前,有节目组暗示过他,“你要是来,给你进前几。我们也不会强加你签约,说一大堆。”

梁龙回复两个字:“免聊。”

“即使节目可以让你们走进更主流的视野,也不去吗?”

“用不着。”梁龙说,他也有过主流的梦,但这不是现阶段的目标。他讨厌被节目规则束缚,实际上,任何一种束缚他都讨厌。

“非主流”的二手玫瑰

这些年,梁龙和他的乐队一直在主流之外晃荡,他们被主流舆论关注,原因不外乎和主流歌手粉丝冲突、和主流女歌手谈恋爱,或者炮轰主流歌手。后者有时也会被媒体归结为“亚文化受众和流行文化受众之间难以调和的对立”。

二手玫瑰以前的经纪人黄燎原认为,梁龙是对主流文化保持警惕的人,正因如此,“这个乐队主流不起来,再怎么着,也主流不起来。”

红墙

2013年,二手玫瑰做了一场“摇滚无用”演唱会。海报里,雕檐下的红砖墙上码着一排醒目的白字:“大哥你玩儿摇滚,玩它有啥用啊”,结尾挂着一个鲜明的感叹号。

来北京发展前,梁龙和朋友在大庆排练,排了一下午,出去上厕所,天寒地冻的,一个农民大哥过来说,你们干嘛的?梁龙说,玩摇滚的。问,什么摇滚?梁龙就开始白话摇滚的精神世界有多牛。大哥听了半天:那有啥用?

梁龙被问住了。来北京后,他把一个农民对摇滚的戏谑和调侃写进歌里。2013年,他再次回答了那个问题,在工人体育馆。

2013工体演唱会海报

这是一场并不容易的演唱会。有人对主题提出质疑,梁龙在“一席”节目里提到,“当时他们说,你这个小子从来就没对滚圈儿好过,最后你来个‘摇滚无用’。我说,不是,摇滚无用,还有后半句,无所不用,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表达的。”

演出前,审批一直通不过,直到预定开演的前17天才拿到许可。时间紧急,黄燎原对《贵圈》回忆,他找了各种大V,那英、田震、徐峥、白岩松都找了,撺掇大家帮忙发微博,“几乎贡献了整个通讯录,那时候,集中爆发的能量,超过了一两个月宣传推广。”

演唱会当天,两小时四十分钟的躁热游动在工人体育馆4万平方米的空间里,现场是一片红配绿的海洋。

那次之后,红墙成为二手玫瑰的一个隐喻,某种程度上,它也是梁龙的隐喻,那种浓烈的冲破红墙的情结,一直撞击着他。

现实和墙一般坚硬。最开始,二手玫瑰没什么观众,都是熟人、朋友。一些演出也不会找他们,很多人觉得,这怎么能是摇滚乐队?报纸也不愿意报道。黄燎原记得,每次去文化局报批都要和人讲,你看看传统戏曲,不也是男扮女装?“讲着讲着,最后自己也挺心虚的。”

慢慢地,那堵墙变成他们的领地。上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“艳俗艺术”逐渐成为潮流,女装、民乐、二人转元素,使二手玫瑰从摇滚的重金属时代突围,成为“最妖娆的摇滚乐队”。二手玫瑰是第一个亮相金马奖的大陆摇滚乐队,市场渐渐接纳了这种形式,他们发了几张专辑,似乎也衣食无忧了。

二手玫瑰的标志元素:花肚兜与红绿配色(图片来自微博)

然后呢?就这样复制下去吗?下一步呢?“摇滚有什么用”的疑问又开始纠缠梁龙。他把过去的人生分割为“个人理想时代”和“公共理想时代”。一开始,分隔并不明显,只知道自己一段时间被真空感占领,像是站在十字路口,突然就在路边晕倒了一样。

他想推翻和重建。2007年,梁龙做了合辑《你在红楼,我在西游》,找了9个乐队,翻唱《红楼梦》和《西游记》里的作品。他想在快速上升的时代,鼓励人们回头看,看那些经典,理解他们生活的土地和被漠视的生活。

印歌词的纸是半透明的,它的特点是好看且贵,印了2000多张,花了三四万。给乐队成员付完工钱,梁龙花光了早年开演唱会攒的全部家底。

《你在红楼,我在西游》合辑封面

他心里好像长了一棵树,关于公共理想的,快把他撑破了。他想用一些公共的平台,去记录这个时代。长久以来,音乐只从属于娱乐门类,没法像艺术品一样,登上大雅之堂,梁龙对此耿耿于怀。一次,他在台湾看展,看到一幅作品发光、发亮,突发奇想,如果这个作品能唱谢天笑的《永远是个秘密》,或者梁龙的《采花》呢?他想把音乐做成艺术品,希望音乐人可以进美术馆。

争议首先来自团队内部。团队说,你别做了,再做我们就走了,“我们尊重你,在一起三五年,知道你的品性、对艺术的追求,但你自己也得吃饭,不能只在梦里待着。”

但梁龙想在那个梦里待着,不愿意醒。他相信事情都需要过程,时间会给他回报。

第一次做艺术唱片,效果不太好,乐迷来了,因为看不懂,都靠在墙角不敢上前。梁龙琢磨着这样不行,把李志和“劈叉哥”赵晓佳找来,让他们现场作画,又搞捕捉器交互装置,一碰,现场就有星星跟着动。

艺术唱片展上受邀作画的赵晓佳

艺术唱片第四季,他把凤凰传奇请来。圈里人不愿意了,说他疯了,凤凰太俗了。梁龙却觉得,一首歌能让那么多路边的人听,本身就是传奇。他反问:只能在高楼大厦里说自己的哲学吗?他把“最炫民族风”分了6个轨,放了6面镜子,每面镜子对应1个捕捉器,会发出不同的声音。第一个镜子是“留下来”,第二个是“动次、动次”,需要6个人分别站在镜子前,配合着蹦,歌才能完整播放。他觉得好玩,很贴合。

“梁龙是会把理想慢慢付诸行动,然后实现的人。”角头音乐公司负责人张四十三对《贵圈》说。两岸三地华人摇滚展,也是梁龙公共理想的一部分。他曾经问一个玩吉他的年轻人崔健是谁,对方不知道。梁龙震惊,世界变化得真快,他想重读过去,留下公共记忆。

摇滚展、艺术唱片、翻唱经典,十几万十几万砸下去,都“费力不讨好”。梁龙说,自己平时兴趣少,摇滚是为数不多打动他的。

梁龙有很多机会成为有钱人。二手玫瑰的文化品牌“摇滚运动会”,有人想买,给几百万,他没答应,琢磨着把这个牌子做得更好。还有一次,“大国文化”想让他单飞,那年代乐队也不火,一个人好捧,开价100多万,他又拒绝了。他说受不了在外边装得很大,回家一关门,觉得自己挺小的。梁龙想做一个牛逼的摇滚乐队,而不是牛逼的摇滚歌手。

“摇滚运动会”中二手玫瑰的演出

贫穷很长一段时间黏在梁龙身上,像另一张皮。在那个改革和转折的时代,东北从“长子”变成“弃儿”,经济和文化都陷入困顿,下岗是人们生活的主题。他的父母卖过猪肉,卖过菜,也开过食杂店,都不赚钱。小学二三年级时,梁龙放学后得去垃圾站捡东西。他要面子,怕被同学看到,每次都等班上同学走光了才去。

东北的冬天漫长而忧伤,只有天空能给人安慰。他记得,东北的1月,云彩有不一样的通透感,天空和云彩交接的缝隙,有特别立体、迷人的东西。在一个绝望的冬天,梁龙花光了家里最后6000块钱。他从北京进山野菜卖,结果到车站只看到一堆箱子,湿漉漉的。因为野蛮装卸,装山野菜的箱子开了胶,纸箱被盐水泡塌了。他心知没法卖了,不停地掉眼泪,“都快跪地下了”。他吃了一冬天山野菜,血本无归。

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,挡在他前面的那堵墙,叫贫穷。墙外,几个小伙子留着长发,穿着黑色T恤嘶吼着唱歌,那是一种非常时髦的东西,叫摇滚。1986年,崔健裤脚一高一低,在理想主义的年代第一次吼出《一无所有》。梁龙在那种音乐里看到了平等,他想走出那堵“墙”。

梁龙玩摇滚,一开始父亲不理解,觉得男不男女不女的,也不知道在干嘛。他买崔健的书《在一无所有中呐喊》给父亲看,父亲说写得好,就是脏话太多,你们这个圈好骂人。梁龙说,那是口语,不叫骂人。父亲告诉他,人一辈子如果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活,也挺好,但混得不好,自己能接住就行。当年梁龙就是揣着这句话,坐了24小时绿皮火车,离开东北,和依附在黑土地上的无望生活。

白花

刚来北京时,梁龙住地下室二层,一个月房租200块钱,没窗户,白天和黑夜由开关灯决定。

黑暗中,耳朵变得敏感,帮助他识别当时主要的斗争对象:老鼠和警察。一听到吱吱叫的动静得马上开灯,动作慢的话,老鼠把饼吃了,他就得饿着。防警察是因为没有暂住证。梁龙的经验是挂锁不行,一下就能看出人在没在,换成拧锁,外面就看不出来。

初到京城的二手玫瑰

那段时间,梁龙努力和摇滚圈发生关系,收效甚微。刚开始投唱片公司,投了十多家,“拿个磁带往那儿一坐,啪一按,就听吧,特尴尬”。对方说,回去等信吧。“全他妈是骗子。”也有人打电话,问他能不能给歌手陈琳写歌,唱《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》那个。“那歌多牛逼啊”,梁龙说写不来,吹牛也没用。

一开始,他瞧不起去酒吧唱歌,觉得艺术家哪能去那种地方。一个山东老大哥给他讲了个故事,说自己当年徒步离家,混得一塌糊涂,回家时路过面馆,快饿死了,看到别人剩了半碗面。一开始觉得不好意思,迟了一步,结果服务员过来,一下就全倒垃圾里了。山东大哥和梁龙说,人得活下去,不要想脸。

梁龙想活下去,他决定去酒吧唱歌,和老板说,费用可以压,但必须免费喝啤酒。30分钟一节,一晚上唱三节,喝得迷迷糊糊时,梁龙开始和下面的人聊天,聊摇滚乐,也聊人生。

他把生活的困顿写进歌里,用力呐喊,“我被活活的逼成了个工人,我被活活的逼成了个商人,我被活活的逼成了个诗人,我被活活的逼成了个废人呐。”

“一个外省人来到巴黎”,黄燎原觉得,这句总是出现在司汤达或巴尔扎克小说中的话,特别适合形容梁龙。更大的舞台在眼前展开,来到城市的人,怀揣着野心和梦想,眼睛里冒着火,有巨大的渴望,一定要在更高的舞台上绽放。他从梁龙身上看到了这股“狠劲儿”,那是“一片草能顶破冻僵大地”的力量。

黄燎原记得,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酒吧,从中午喝到下午5点,两个人抽着烟,不吱声,一直喝。黄燎原当时刚结束和唐朝的合作,中间有很多乐队找过来,他说不想做了。喝得快不清醒时,他对正在寻找经纪人的梁龙说,“你别找了,就我吧。”

二手玫瑰有吸引黄燎原的东西,“我不喜欢拿锤子、钢刀使劲剁你的音乐,我喜欢挠你一下痒痒,让你忍俊不禁的。”从这方面来看,二手玫瑰的音乐肤浅,也不乏尖锐。唱《允许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》时,底下有一个艺术家,是朋友的朋友,总感觉歌词在讽刺自己,就跟着梁龙一起笑,十分刻意。“就是个招摇撞骗的艺术家,拿着身份天天吹牛逼的那种。”

黄燎原通过朋友拉到酒厂50多万元赞助,做了一个专场,在北展给二手玫瑰开了演唱会。那是2003年,经历了黄金十年的摇滚乐已跌入低谷,资本消解了一部分愤怒,作为舶来品的摇滚乐自身也在思考,如何把中国元素和西方摇滚结合起来。

演唱会前,梁龙犯愁,2000多张票,送谁呀。

二手玫瑰的东北元素之一:秧歌镲(图片来自微博)

没想到,圈里人都来了,乌泱泱的。演唱会后,乐队火了。从结果来看,二手玫瑰的演出给中国摇滚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。在黄燎原看来,那也是东北文化压抑很久后的一次爆发,“二手玫瑰在音乐里,用了东北元素的东西,又破了东北的东西,东北文化退成背景,当代文化那种边缘的东西和最新的思潮,也揉了进去。”

北展演唱会后,中国足球联赛找到他们,在中场休息时表演。广告牌上挂满他们的头像,日子被名利堆满,成为挡在他们面前一堵新的“墙”。那阵子,每天都有人请梁龙去酒吧;乐队下午三点排练,五点人还没到全。大家问他,现在我们在圈里这么大名气,钱呢?乐队陷入膨胀,名利的墙挡住他们去往更远的地方,后来又赶上非典,一年多不到,解散了。

关于从有到无和从无到有的思考,梁龙藏得很深。“一切都不会留下的。”他说得肯定。多年后,他把反思写进《白花》里,“安乐者的命运,是被活埋的一首歌。”写这首歌时,距离二手玫瑰乐队第3次组建已过去4年,分分合合,那是老牌乐队的生命周期下,不可抗拒的宿命。梁龙总觉得,自己老后可能会皈依,问他原因,他又拿出那个戏谑的面孔,反问,头型不像么?

镜子

梁龙说,家乡的松花江像一面镜子。她没有变化,但照着所有的变化。

他想拍电影。剧本从去年10月开始写,断断续续的,到第五稿了,之后要出大纲。故事是他早年间在老家当保安时遇到的,用他的话说,有些离奇。梁龙想借这个故事探讨:你的记忆到底是不是你的。

南京演唱会的前两天,他去东北看景。江北的老造船厂里有个院落,30年没变过,听说明年就要拆了。最后一道街已经被门挡上了,梁龙他们偷偷进去,朋友说了一句话:消失的哈尔滨。

一代一代的人在故乡流浪。梁龙看到,家乡说二人转的人越来越难以为继,娱乐大潮消解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方式。在旧时代,他们就是颠沛流离的,赶着马车,各个村子走,这个村子凑够30块钱,演一场;凑不够,就接着往下走,去下一个村子。流浪是宿命。

梁龙也在流浪,在音乐里,电影里。他是个有点儿悲观的人,但他愿意给悲观一些乐观的体恤:尽管一切都要消失,是不是可以在另一种形式,比如镜头里,延续生命。梁龙对“留下来”这个事有执念,他读尼采,那个老头说,自己的理论是为一百年后的读者准备的。梁龙不想变得那么深邃,但他想留下点东西。

这么多年,梁龙发现,哈尔滨变得越来越平静。鲜活的愤怒逝去,人慢慢岁数大了,荷尔蒙降低了,身体不愤怒了,精神也是。

为《疯狂的外星人》唱主题曲的二手玫瑰

他承认作品中丧失了部分批判性,“时代不一样了”,“那样的作品,你觉得有人听么?”他反问,又摇摇头,自问自答,“(他们)不太听”。“你们传媒也挺对不起中国摇滚乐的。”梁龙补了一句,是嘲讽的语气。

这几年,摇滚老炮们或因为保温杯,或因为出现在地铁上的落魄照片受到关注,关注的落脚点都指向中年危机。《乐队的夏天》唤回了一些熟悉的回忆,试图在舆论上制造一些声响,但这早已不是他们熟悉的时代了。

“万人之路”演唱会前一天,梁龙约设计师一起吃饭。饭桌上,大家对《乐队的夏天》里,痛仰乐队高虎改编的《我愿意》表示赞赏。但是在节目里,痛仰在观众投票中落败了。梁龙抽着烟,闷着头回了一句,“人家现在不听这个东西,就是你输给了市场嘛。”

他觉得,假如自己上节目,或许会和高虎有相似的结局:“说也说不出来,唱也唱不出来,最后,冠冕堂皇地,作为一个老炮、一个牺牲品,下去了。不是说为了争面子,关键是不是你的表达。”在那个他计较“是不是自己表达”的舞台上,黄燎原作为推介人的九连真人成为黑马,收获关注。那是中国摇滚的新故事。

今年4月,二手玫瑰在天津演出,黄燎原从美国回来,想去看看,叫了九连真人一起。黄燎原说,这是我做的新乐队,说客家话。周围人不理解,梁龙说,您就是喜欢奇葩。演出中间,梁龙给九连真人做了广告,说黄师傅新签了一个乐队,叫九连真人,要干死二手玫瑰。

黄燎原的新乐队:九连真人

梁龙知道,未来肯定有一天,自己在台上演不动了,激情没了。在那一天到来前,他想给自己更多选择,那些值得倾注时间的事,或许是品牌,或许是电影。

电影取景地,是梁龙在哈尔滨当保安的地方。他记得自己总和当时的科长探讨,什么是有价值的音乐。科长说,谣唱,是一辈辈放羊的人哼出来的,是留在民间最长的东西。《采花》是梁龙的第一首歌,带着泥土气,加入大量谣的元素,“有一个姑娘像朵花儿”,小孩都可以哼唱。

在那之后,梁龙离开家乡。他的世界越来越大,但也远离了创作的土壤。他有些伤感,再也写不出像《采花》那么自然的东西了。他不吝啬表达对土地的依赖,有人问他移不移民,他说不会,如果离开了,自己歌颂什么,又批评谁的问题?

梁龙说,过去,“努力找安全感的同时,可能又竖立起一堵很难逾越的墙。”

“你觉得你现在在墙内还是墙外?”

“我在墙上看风景。”他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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